采访并文 / 赖嘉柔 韩倩倩 陈雪映 林嘉敏 许敏静 姜晓雪 陈婉雯
指导老师 / 尹连根 曾温娜
编辑 / 林子尧
编者按：2021年5月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，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，占18.70%，比2010年上升了5.44%。其中，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，占13.50%。这代表着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。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，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。
随着家庭的养老功能部分向社会转移，养老院成为许多老人的选择。
本文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同学们的毕设作品，他们深入深圳的两家养老院，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与老人们共同生活。以解答心中的疑惑——养老院可以成为老人真正的“家”吗？最后的“家”系列第一篇：《“幼儿园”大班的生活：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 》
最后的“家”系列第二篇：《养老院的小社会：失智老人，在金字塔底部 》
“最终都是要来这里的。”在徐向东看来，养老院是老人最后的归宿。为了将来失能失智时能够适应护理员的照顾，87岁的徐向东决定带着老伴提前住进养老院。“养老院的饭菜，要是在以前，我绝对不吃，觉得恶心，”他笑了几声，自嘲道：“现在就这样了，吃吧，这就是‘适应’了。”相比起徐向东的主动选择，许多老人则是出于身体原因，不得不长居于此。“想家，但你身体不行啊。”失能的余秋生只好老年离家而去，住进养老院。“现在不是也是啦。”意外地，邱国明给了我们一个值得玩味的答案。“不是也是”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，加上“现在”这个时间点，交杂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。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住进来，老人们或许都意识到，养老院将是他们人生的最后一站。对他们而言，作为归宿的养老院，首要的仍是照顾，至于“家”的感觉，那都是后话。
春节联欢会上，社工将彩纸洒向陶玫娟。 姜晓雪摄
一月中旬，陶玫娟的腰和腿突然疼痛不止，她感受到了养老院“以人为本”的服务理念。“我不用出门，不用挂号，就在家里，医生上门来做理疗。这种理念，我觉得很好！”这是目前养老事业改革的方向——医养结合，即把专业的医疗资源、康复训练与养老服务相融合。
陶玫娟一贯乐观自由，但面对连日来的病痛折磨，也不禁感叹一句：“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管好自己，不给孩子添乱，那就是贡献。”
“不麻烦子女”是许多老人入住的原因之一。即便是在寓意团圆的春节，他们也不得不考虑“谁来照顾自己”的现实问题。陶玫娟说道：“我们这里有几个老人就回去吃年夜饭，过了初一初二，马上就回来。”在她看来，“家里的环境不由我”，待在养老院反倒更舒适。
离开养老院的那天，我们见到了许久未见的邓晓虹。春节期间，她被孩子接了回去，由于疫情，在家待了15天才回到院里。我们见到她时，护理员正准备带她去楼下：“晓虹，我们走。”邓晓虹垂着头，没有应答，表情神态也没有一丝变化，看上去有些木讷。她呆呆地走着，行动很缓慢，失去了往日的活力与“生气”，就像一个“机器人”。尽管邓晓虹有认知障碍，但在我们的印象中，她非常活泼好动，是一个“坐不住”的人，好像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。我们见过她对着镜子捣腾，围着镜子绕来绕去，似是在研究镜子里的自己；我们见过她看着房间里的时钟，忽然就伸出手在空气中试图去“逆转”正跳动的秒针；我们也见过她在活动中途跑到墙角，弯着腰抠地板，把贴在地上的纸抠了下来。眼前巨大的反差冲击着我们，愣了好一会儿，我们才缓过神来，要不是那身着装，我们差点没认出她来。 邓晓虹垂头推着轮椅。陈雪映摄
照顾失智老人是一门学问，福寿园董事长严敏认为：“老年人需要有专业的人来照顾。在家里的时候，孩子就‘不行’，因为他们脾气不好，又不知道老人这种是病状的一种表现。”除夕，七楼失智老人袁红梅被女儿接了回家，大年初四下午，女儿打电话到院里，希望赶快把妈妈送回来。“哎呦！我真的受不了了，照顾了几天，就4天时间，受不了了。她一天到晚不停地小便，我还得不停地忙这忙那，老是找事，让我操心。”“老来多健忘，唯不忘相思。”这是独属于诗人的浪漫，现实依然残酷。护理员金翠玲告诉我们：“袁红梅她认得我们，看见我们，问‘认不认识？’，‘认识。’可是她女儿问‘认不认识’，她就不讲话。”为此，女儿老是哭：“跟你们还熟悉一点呢，当你们是女儿了，当我是外人了。”有一次，女儿跟金翠玲说：“小金啊，我有时候心里真不舒服。我觉得我很残忍，把自己的妈妈让给别人了。”
随意问起一位老人“谁在院里人缘最好？”总会听到这个答案：三楼的老邱——邱国明。邱国明很健谈，脑子里似乎藏了一箩筐的故事，一遇到我们便信手拈来：“我有一个大学同学……我那个校友啊……我老伴的朋友的表哥……”。但和他接触多了后，我们发现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，有些故事已经向我们重复多次。在老人的房间与食堂所在的两栋楼之间，“横亘”着一条30米左右的长廊，这是邱国明等自理老人每日三餐的必经之路，也是这个封闭的小院落里最繁华的“交通要道”。“这就是我们的南山大道！”一天，邱国明在长廊上遇到我们，如自嘲般笑着说道。他没等我们回应，便在这条不足两米宽的走廊上昂首阔步，继续走着。几步后，他伸着头向长廊旁的灌木丛吐了口吐沫。邱国明的自由，被限缩在这条“南山大道”连接的两栋楼宇之间。“打算在这里奋斗到底啦，这样看还是挺惨的，没有办法。”一向露喜不露愁的邱国明漫不经心地说着。我们还没想好怎么回应，他便又开始说：“我有一个校友啊，1978年我坐火车去武汉找他吃饭……”自由总是相对的，在余秋生这样的失能老人心里，邱国明定是他羡慕的对象。家住吉林敦化的余秋生接连犯了心梗和脑梗。唯一的儿子远在深圳工作，以前余秋生一病重，儿子就要飞回东北，一趟花费得上万，“请的保姆又总是要么请假要么要求涨薪”。无奈之下，在东北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余秋生不得不老来离乡，被儿子接到深圳的养老院。余秋生的右半边身体几乎动不了，每天不是趟床上就是坐轮椅，没有护理员推着，他自己无法下楼。为了防止他摔倒，护理员每天早上帮他穿好衣服后，便把他从床上抱起，稳坐在轮椅上，安全带“咔哒”一扣，他便没有了站立的自由。他可以自己扶着走廊的扶手慢慢锻炼着走路，但是得等护理员得了空，帮他解开安全带、推着轮椅在一旁搀扶他，他才有走路的机会。就连上厕所，他都要被绑在坐便器上。余秋生知道这一切都是“为了安全”，但有时还是气不过地对护理员说：“我要告你们限制自由。”一次，我们正和躺在床上的余秋生聊着，护理员进来查房，把他的床头调高。余秋生指着护理员说：“她们就是我的管教。”护理员似乎没工夫跟他辩驳，又或许早已习惯了他的抱怨，摇摇头便出了房间。院内三餐定时，余秋生早上7点之前会被护理员推进饭堂吃早餐，吃完再被推回房内睡觉。即使没有困意，他也只能在床上躺着，等待11点钟的下一顿开饭。他像是一只提线木偶，一切举动都在护理员与“安全带”的牵引之下进行。 为防止失能老人站立时摔倒，护理员把他绑在走廊的窗户上。韩倩倩摄
“这里的护理员都是40多岁的女同志，在东北要是让女同志给男同志洗澡都有点内啥……”说这话时，他的左手一直在揉搓着身上那层薄被子，显得有些不好意思，“我第一天来冲凉就像抓猪似的，一开始还有点难为情，洗了几次就无所谓了。”余秋生称现在的生活就是“坐吃等死”，“活了71年了，最后就落到了养老院……现在我也死心了，我儿子的意思是我这生就在深圳过了。”相比刚入院4个月的余秋生，在此住了4年的于秀娟似乎对于“尊严”的渴求早已淡然。那是在我们离院那天。早上6点多，我去找她告别，她的专护曹春兰告诉我她在房内，我一边唤着“于奶奶——”，一边进门，不小心在没有关门的厕所里看到了坐在马桶上的她。我一时惊慌，脱口而出：“不好意思！”，快步后退，但听见于秀娟在里边回应：“小韩，这么早呀。”语气一如既往的平和。我小心翼翼地往前迈了几步，看到她依旧和蔼的笑容，才故作自然地说：“奶奶，我们今天就要走啦，来跟您说再见。”她收起笑，如突发奇想般：“哎哟，今天就走啦？我还没跟你们拍照呢。”“好呀，”她弯弯的嘴角又爬了上去，眼睛闪着光，“我一会儿洗个脸，在房间等你们。”这一段发生在马桶上的对话，自然得如同发生在其他地方。自从2018年入院以来，于秀娟和老伴一路“高升”，从301到501、601，再到如今的701，楼层越高代表着护理等级越高。目前于秀娟是全护理，老伴是二级特护，意味着两人都需要护理员帮忙洗澡。身体的私密性与尊严或许在她的世界里早已淡化，在马桶上与我谈笑便也不足为奇了。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、前美国司法部部长查尔斯·弗瑞德曾说：“如果没有隐私，我们将失去作为一个人所应具备的完整性。”某种程度上，隐私是我们人格尊严的基础。但许多住在养老院的老人，因为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，他们不得已将自己的身体，连同最私密、最脆弱的自我暴露在护理员面前。在院里，生存更为重要，这些人之为人的尊严，人们无暇怜惜。相比生存，自由和尊严只得退居次位。 两位夜班护理员给老人打流食。 林嘉敏摄
“以前六十几岁的时候我们还有价值啊，价值就是带外孙。现在没有价值了，对社会、对后代都没有了，人家不需要我，我路都走不动了。”87岁的徐向东苦笑了两声：“没有了，没有了。” 他拥有大学学历，曾为水电工程师，建过大坝、修过厂房、打过隧道，是新中国平地起高楼的建设者之一。但现在，他说自己只等待着去真正的归宿——“那个地方”。入住养老院13年，陶玫娟独自在院内度过了12年春节。“女儿叫我回去，我说回去住两天干什么呀，帮不上忙，净添乱。”2022年的春节，当我们充满仪式感地许下一个个关于新一年的愿望时，陶玫娟对新年的期待却是：“管好自己吧，我们这一代现在也做不了什么，无能为力了。”“衰老”意味着在身体机能、认知记忆和社会关系各层面不可避免的丧失。衰老会在不经意间地到来，可能是某一次在上厕所时发现自己蹲不下去，也可能是因为打了个喷嚏而腰椎骨折。它发生在每时每刻，不疾不徐，一点点偷走你对生活的掌控感与自我价值感。这些“丧失”使老人主动或被动地退居社会边缘，而养老院这个近乎与世隔绝的物理空间更加剧了这种社会遗弃感。“别管我，我很好。”一位奶奶在和女儿打视频电话时，一直皱着眉头大声重复着这六个字。网络不好，她似乎没听见女儿在对面说什么，护理员在这头热情地和她女儿寒暄，这位奶奶却总在打断，“别管我，我很好，挂了啊。”离别之际，我们加上了王家珍的微信，“奶奶，以后咱们常联系！”但却收到了出乎意料的叮嘱：“别老回复我们消息，耽误你们时间！”“不重要的人”不仅是社会贴给他们的标签，似乎也已内化在老人们心中。走进一个老人的房间，往往我们还没说什么，总会收到一把桔子和连声的“谢谢”。每次想多聊一会儿，但总会被老人打断，他们慌张地问：“你们不忙吧？我怕我在这里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耽误你们正事。”他们不知道，跟他们聊天，就是我们的“正事”。我们一次次在夜里叩门打扰、试图从言行中窥探他们内心隐秘的角落。对我们这两个“不速之客”，他们非但没有感到烦扰，似乎还尤为感激。离别之时，老人们为我们举办了一场欢送会。“每周唱歌、看电影都没见过这么多老人到场。”社工部邹主任说。赵丽蓉因为突发痛风，下不了床，到不了现场，特地在微信上和我们解释。老人们为我们献唱了一首他们背地里练习了好几天的《最亲的人》；黎英华唱着“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——”；孙立荣高声大喊了三句“谢谢！”；大作家周清写了两页纸的感谢信，手抄给我们一人一份，“……再见了，两个从天而降的小天使”。 欢送会上老人为我们演唱《永远是朋友》。韩倩倩摄
在一句句夹带着乡音的歌声与祝福里，邱国明出其不意：“我还是引用1957年毛主席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时说的话：‘你们是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，世界是你们的，也是我们的，归根到底，还是你们的。’”空气有那么一秒钟静止了。他说的对，但我们不敢点头。原本热闹的氛围里渗透出一丝悲伤。那时我突然意识到，这场欢送会不只是送走两位陪他们过年的朋友，也不只是送走了他们与外面世界久久未有的新连接，还是在送走这个院落里少有的鲜活朝气，送走我们身上跃动着的，他们不再拥有的希望与年轻。再见，老人院！再见，老小孩！
刚进院的几天，我对院里的食物生理性反胃。入院之前，听社工部邹主任说这家养老院的食堂达到广东省养老机构里的“A级”最高标准，我欣喜又期待。来了后，我发现自己单纯了，A级是以“适合老人”作为标准评定的。这软糯的口腔触感加上黯淡无味的烹调，总是让我联想起在每天工作的办公室旁，失智老人在飘着异味的餐厅里吃着同样的食物，嘴边黏着油亮的菜汁和米粒。有的老人无法咀嚼，护理员需要把饭菜用料理机打碎，用针管注入老人嘴中，这时的食物已经变为类似呕吐物的形态。我无法切断这条蔓延的联想，每到饭点总是满怀饥饿与恐惧。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患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，一共有四位，并排坐在靠墙边的轮椅上，进行着她们的日常活动——发呆。看到我，坐在最靠右边的奶奶招手让我过去，用她没什么气力的声音和我听不懂的方言不停说着什么，我能做的只有微笑点头，她又指着远处的凳子让我搬过来坐下，因为还有别的事情，我推辞说不坐了，但见她着急的样子，我只好答应。
我坐下后，她变得十分温和，将身体倾向我，继续缓缓诉说，语气中带着感激。我看着她浑浊的眼眸，有些手足无措。突然，她握起我的手，捧到胸前，低头轻轻亲了一下。她温热湿润的嘴唇触到我手背时，我愣住了，看到她身上洒落的粥粒，裤子上落下的饼干残渣，我顿时不舍得擦去这轻轻的吻痕。此后，我便胃口大开，最终竟然一个月长胖了四斤。除了生存本能驱使自己适应环境外，或许这一吻也消解了一些我自己未曾发现的、与老人之间的那层隔膜。
身体不拒绝了，感受仍然很远。有天晚上我们陪两位奶奶看电视，电视上播着治疗老年人腰椎间盘突出药物的广告，屏幕里一群经典老年广告模特样子的奶奶——烫着一头银白卷发、画着肤白唇红的妆容，冲我们喊：“痛啊！”房内两位奶奶跟着喊：“痛啊！”看到这一唱一和的场面，我们不约而同笑了出声。站在我们前面的奶奶回过头，皱着眉头低声对我们说：“真的痛，好惨的。”那一刻我心里涌起一股内疚，我们没有真正痛过他们的痛，也没有给这种痛足够的尊重。“无法感同身受”这件事一直在刺激我抛弃“边缘”“弱势”这些由他者化思维产生的类型化预设。院里的生活单调重复，加之疫情封院，他们已经被“关”了三年。亲属不能入院探视，有位失智老人因为三年未见女儿，以为自己的女儿死了，终日抱着布娃娃哭泣。 抱着娃娃哭泣的失智老人 赖嘉柔摄
周爷爷是研究《金瓶梅》38年的作家，80岁的他十分与时俱进，学着在今日头条上发文、配图，用手指在触摸屏上将一个个字手写着输入，我们一分钟的操作，他可能需要一小时。但他仍孜孜不倦，已经发了近百篇文章。88岁的孙爷爷前段时间在去饭堂吃早餐的路上摔了个脸朝地，手里拿着的小圆形不锈钢饭盒扣在了眼睛上，成了一只“乌眼儿青”，摔这一跤他还挺开心，“只过了九天，乌眼儿青好了，说明我还有点儿生命力！”老人们关心的问题很小，小到只有自己的身体、小到如何打发无聊的每一天，但这样的小已经是他们拥有的全部。有时看到他们我会怀疑，到了老年，这样重复、单调且没有明显意义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值得过？但后来我逐渐有了答案，他们身上有一种与“老”相反的、强大的“生”的信念和行动力，那是孙爷爷在每天早上5点钟打太极时“做回头望月这个动作要狠狠瞪它月亮一眼”的相信，是王奶奶“织毛衣织了拆、拆了织，我也得织下去”的自驱，是张爷爷即使因中风右半边身体不能动，也要单举左手低头闭着眼许生日愿望的虔诚。他们身上西西弗斯般与虚无的对抗，已经彰显了“人”存在本身的意义。 在生日会上许愿的江志云 韩倩倩摄
年老体弱，每挪动一步都费劲酸痛的他们，仍要奋力守住的东西，是仅剩的那一点点健康和自由。如果我们还能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和时间，请尽可能让它们发挥正确的用途，因为有这样一群老人，在用自己最大的努力恪守这一点点的自由。年轻人就是没有发现自己是年轻的人。见了他们，才使我反观自己的生命，思考拥有时无所谓，失去时很难过的“健康”问题；思考若只有自己能陪自己走到最远，在晚年和当下该如何更好地自处；思考什么是具体的生活，要去关心这个困住我身体的小院落里的落花细雨，要去爱具体的每一天。即使是时间浓度很低的每一天，也要像他们一样尽力、认真地活。他们不再去争占舞台中央的位置，只是守住自己仅有的时间，为“活着”这件事本身，做着歌德口中浮士德那一系列“越来越纯粹或纯洁（rein）的努力”。“不争”有时并不代表着无力，而是一种“自我通透”的选择。陈嘉映在《何为良好生活》中说，“这种自身通透是phronesis最核心的含义——洞明自己行在何处。”而这，也提示着尚未老去，或者是走在“老去”这条道路始端的我们，洞明自己的所行之路、应行之路。“我们该如何面对衰老”不只是晚年的问题，而是如“我们该如何活着”一样，是贯穿一生的问题。这一帮本与我的生命轨迹几乎完全错开的老年人，以他们与衰老的故事，给了我“该如何活着”的启示。